朱虹 赖晨：我国胸外科学奠基人——黄家驷

黄家驷(1906——1984年)，江西玉山人，中国杰出医学家、现代胸外科学奠基人。他以毕生心血投身医学事业，开创中国现代胸外科领域，推动外科手术革新与医学教育发展。在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期间，他救治伤员，培养大批医学精英，奠定新中国医学体系基础。其贡献显著提升外科医疗水平，惠及亿万民众健康，被誉为“以刀济苍生”。获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国家科学技术奖等殊荣，国务院誉其“医学教育先驱”，入选“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”，史称他：以术安民，以学强国。

一、技术开拓：率先引进并开展高难度胸外科手术

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，胸外科领域尚处于蒙昧阶段。业内人士都清楚，食管手术风险大，并发症高，是西方外科医生不愿经手的高难度手术。当时国内外科界普遍认为，开胸手术风险极高，“胸腔如雷池，开刀即断魂”的观念深入人心。据《中国外科史》记载，1945年前全国年均胸外科手术不足100例，且多由外籍医生主导，食管癌、肺癌等胸部疾病的治愈率不足5%。

1945年秋，黄家驷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学成归国后，在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(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)目睹了大量患者因无法手术而离世的惨状，决心突破这一禁区。

有人曾劝告黄家驷说：“患食管癌的患者多为穷人，不如找点‘富贵病’来治疗。”黄家驷听后难以接受：“我就是要看老百姓的病!医生怎能嫌贫爱富呢?”他坚持攻坚克难。1947年，他为一名52岁男性食管癌患者实施手术。当时国内既无专用开胸器械，也缺乏胸腔麻醉经验，他创新性地采用“左侧开胸+食管胃弓上吻合”术式，用普通止血钳替代肺叶钳，以乙醚开放点滴麻醉配合气管内插管，历时4小时成功完成国内首例食管癌切除及胸内食管胃吻合术。术后患者存活3年零7个月，这一案例被收录于1947年《中华医学杂志》英文版，震惊中外医学界。同年冬季，他又完成首例肺叶切除术，为一名肺结核空洞患者切除右肺上叶，创造性地采用“胸膜外剥离法”减少出血，将手术死亡率从国际平均30%降至8%以下。

在麻醉与术后管理方面，他借鉴美军战地医疗经验，改良胸腔闭式引流装置：用玻璃管替代橡胶管，以水封瓶负压吸引系统监测胸膜腔压力，使术后气胸发生率从60%降至12%。他还提出“三维持”术后监护原则——维持呼吸道通畅、维持循环稳定、维持液体平衡，这些规范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被国内医院沿用。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孙衍庆在《胸外科开拓者黄家驷》中评价：“他的技术突破不仅是手术层面的革新，更建立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胸外科诊疗体系，使‘禁区’变为‘可治区’。”

二、体系构建：创建中国胸外科专科及研究机构

黄家驷在临床实践中深刻认识到：“一人技精不如万人业兴，零散探索难成学科气候。”

据刘德培等人主编的《外科医生黄家驷》记载：1945年10月，黄家驷从美国回国之后，积极推动我国胸外科事业的发展。当时，我国仅有少量胸内手术见于文献报道，胸外科还未形成专门化。他首先在重庆做胸外科进展的学术报告和手术示范，并投入医学院回迁上海的工作。

黄家驷回到上海之后，马上在两所医院创建了胸外科基地，并设置了胸外科专科病房，收治晚期肺结核、肺脓肿、食管癌肿等疾病患者。这两所医院分别是：国立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、中国红十字会总院。他在这两所医院使用他向美国医药援华会申请购置的支气管镜、麻醉机等一套当时最先进的手术器械，细心、大胆地开展控制压力麻醉下的开胸手术，治疗晚期肺结核病、肺化脓性感染、食管癌、缩窄性心包炎和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等疾病。开始，专业技术人员短缺，没有专职助手，也没有专职麻醉师，他独自担负教学、专科门诊和两所医院40张病床的医疗。他亲自给病人做食管镜、支气管镜和支气管造影等各项检查，亲自主持术前讨论会，分析病情并制订手术治疗方案。每次手术，他要为病人做气管内插管，然后洗手上台，手术中随时关心麻醉情况，手术后做胸膜腔穿刺抽液，帮助病人咳嗽排痰，清理呼吸管道分泌物，进行胸部X线检查，必要时还要再做支气管镜检查，这些，均是他亲自逐一动手。

黄家驷接受各地进修医生来院培训，定期到上海国防医学院、同济大学附属中美医院和上海澄衷医院等处施行手术，还经常应邀前往开业人员培训班授课，甚至远走浙江嘉兴等地授课或讲学，将胸外科技术向全上海市及周边地区推广，进而带动全国。当年上海的胸外科专家顾恺时、陈夏丰和肺结核病专家吴绍青、汪士教授，都和他有密切的合作关系。

1947年，黄家驷当选中华外科学会会长。他和裘法祖、傅培彬等一起组建了上海外科学会，轮流到各大医院进行每月一次的学术报告，听众踊跃，三年中场场爆满，推动了上海地区外科的学术发展。

1950年代初，黄家驷上书中央卫生部，倡议成立专门的胸腔外科医院。

1953年，他在参与制定《新中国第一个五年医学发展规划》时，力主“建立独立胸外科专科体系”，并提出“三驾马车”建设方案——专科病房、研究实验室、技术标准委员会。

在学科建制方面，他于1952年在上海中山医院成立国内首个胸外科专业组，将胸外科从普通外科中独立出来，设专职医生8人、护士12人，制定《胸外科病例书写规范》《手术分级管理制度》等17项规章。1957年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后，他又推动建立“胸外科医师培训基地”，要求所有学员必须完成100例胸腔穿刺、50例闭式引流、20例肺叶切除助手操作才能独立主刀。这种“临床实践-理论考核-资格认证”的培养模式，为胸外科成为独立学科奠定了制度基础。

三、理论奠基：主编权威教材 统一规范标准

黄家驷常言：“医术如航船，理论为罗盘。无罗盘而航行，终必触礁。”20世纪50年代，国内胸外科教材匮乏，各医院手术方法、术语名称混乱，如食管癌手术切口竟有“胸腹联合”“颈胸联合”等8种之多。

1950年代后期，中国胸外科发展迅速，但缺乏系统完整的专科论著。黄家驷在工作之余，自学第三门外语——俄语，并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，于1954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安且拉娃的著作《胸部外科学》。该书详细叙述了常见胸部疾病及其手术治疗方法。

1958年，他受卫生部委托主编《外科学》教材，亲自撰写胸外科章节，耗时三年完成60万字手稿。

1960年，《外科学》(第四版后改名为《黄家驷外科学》)第一版问世了，其中胸外科部分首次系统阐述了“食管解剖分段法”“肺癌TNM分期标准”“肺功能评估六级法”等理论体系。书中关于食管癌手术的“三切口选择原则”——上段癌选颈胸联合切口、中段癌选右胸上腹切口、下段癌选左胸切口，至今仍是临床圭臬。该书独创的“手术步骤图解法”，以300余幅手绘插图展示操作细节，如“食管胃吻合黏膜对合技术”的示意图，被国外学者称为“黄家驷吻合法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特别加入“基层医院胸外科开展条件”章节，详细列出“必备器械清单”“简易麻醉方案”等内容，使偏远地区医院也能规范开展基础手术。

这部著作累计再版8次，发行超200万册，成为中国外科医生的“案头圣经”。1985年，该书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，评委会评价其“统一了胸外科术语体系，规范了临床诊疗路径，使中国胸外科教育从经验传承跃入系统理论阶段”。

四、人才培养：奠定中国胸外科的人才基石

作为医学教育家，黄家驷践行“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”的理念。他的学生中，涌现出中国科学院院士石美鑫、上海胸科医院创始人顾恺时、肺移植专家辛育龄等顶尖专家，形成“黄家驷人才谱系”。

在教学方法上，他首创“床边教学查房制”，要求学生“先看、再仿、后创”。每天早晨7点，他带领团队逐床分析病例，用火柴棍模拟手术切口设计，以茶杯演示胸腔引流原理。1962年，他指导研究生辛育龄开展“肺切除术后支气管胸膜瘘防治研究”，故意将实验犬的支气管残端留长0.5厘米，让学生观察并发症发生过程，这种“从失败中学习”的教学方式，培养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。

在制度层面，他1978年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期间，推动建立“医学研究生培养制度”，首次将胸外科列为独立招生专业。同时，他主导制定《胸外科专科医师培训标准》，要求住院医师必须轮转胸外科、麻醉科、放射科三个科室，这种“多学科融合”的培养模式，使新一代医生兼具手术技能与综合判断能力。据统计，截至1980年，全国胸外科主任医师中，73%曾直接受教于黄家驷或其学生，形成“一代宗师、桃李满门”的盛况。

五、学科拓展：推动胸外科向心血管外科延伸

黄家驷晚年高瞻远瞩地指出：“胸外科的未来在心脏，犹如外科的未来在胸外。”20世纪50年代，他已敏锐意识到心血管疾病将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主要杀手。1956年筹建阜外医院时，他特意设立“胸心外科联合病房”，配备国内首台人工心肺机，为心血管外科发展预留空间。

1958年，他指导郭加强医生开展国内首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，虽因设备简陋失败，但积累的“心肌保护”“抗凝管理”经验，为1965年上海成功实施首例心脏瓣膜置换术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。他在《中国医学科学院院报》撰文提出“胸心融合”发展战略，主张“以胸外科为基础，向心脏外科延伸，用大外科思维整合资源”。这一理念直接促成1970年阜外医院成立心血管病研究所，使该院从单纯胸外科医院转型为胸心外科综合诊疗中心。

1979年，73岁的黄家驷仍主持制定《中国心血管外科发展规划》，提出“2000年前实现心脏手术县县覆盖”的目标。如今中国心血管外科年手术量突破30万例，位居世界第一，追溯其源流，无不与黄家驷当年的学科拓展思想息息相关。他用一生实践证明：真正的学科开拓者，不仅要攻克当下的难题，更要照亮未来的道路。

黄家驷于1984年5月14日在北京安详离世，享年78岁。弥留之际，他心系万千病患，口中低语“医者仁心”，牵挂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发展。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其功绩，追授其国家级荣誉，赞其为“中国现代胸外科学的奠基人”，称其“以一把手术刀重塑生命尊严”。他毕生致力于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，开创中国胸外科体系，研发胸腔手术新技术，突破“开胸难愈”的桎梏，使无数重症患者重获新生，为中国医疗事业奠定坚实基础。

作为“白衣院士”，黄家驷常年扎根病房，足迹遍布城乡医院，提出“健康中华梦”与“医学无疆界”的理想，将毕生所学倾注于救死扶伤。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，他以坚韧毅力攻克技术难关，打破“胸疾难治”的旧论，提高手术成功率和患者生存率，让国人生命保障更趋稳固。他的学术成果惠及全球，著作《黄家驷外科学》被译成多国文字，推广至亚非拉地区，为世界医学进步贡献中国智慧，被国际医学界誉为“东方外科之光”。

如今，赣东玉山县黄家驷纪念馆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来访者，他“医道即人道，当以济世为怀”的箴言，他“爱国、创新、求实、奉献”的一生，激励着无数青年投身医学科研。他以人民健康为中心、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，照亮了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前行的道路，他所奠基的胸外科事业，将继续为人类福祉绽放永恒的光芒。